生命方向之省思
答：我是新竹縣的客家人，兄弟姊妹共六個。家境算是貧窮，既沒有土地，也沒有房子，但因為父母親很疼愛兒女，對我們保護有加，所以可以說我是在單純的生活中長大。我覺得我是個魯鈍的人，開竅很晚，五歲以前的事幾乎沒有記憶，小學和初中也過得十分單純；直到高中，因為接觸課外書，才開始對人生感到困惑，尤其是陳之藩的散文，它悲觀的論調給了我很深的印象，心裡雖然不喜歡那種灰色的暗淡感，但覺得他的講法很有說服力。這是我第一次面對思想的衝擊。不久，我遇到我們高中「國學社」的老師，為我們講解儒家的學說，自此接觸另一個新的思想，讓我了解除了陳之藩的觀點之外，他人另有不同的想法。當然國學老師講的內容我不完全懂，但覺得很深刻而細膩，令人心生嚮往，於是開始逐步接觸中國傳統的思想，囫圇吞棗地讀了一大堆的古書，大學聯招的志願卡並只填寫中文系與哲學系。 問：您學佛的歷程曾經「三進三出」，請略述之，又以何因緣進入現代禪？ 答：我接觸佛學是在考上政大哲學系之後，由於以前唸的都是儒道思想，因此對於佛學起初也只是抱著瞭解看看的態度。直到大一暑假參加水里蓮因寺的佛學講座，心理上才受到很大的衝擊，因為有許多說法，我是不能接受的。我總覺得儒家的思想比較肯定人生的價值，且致力人間倫理的建構，使每個人都能安身立命於世上；而佛教對人類的意識型態和世間的價值體系幾乎是全面性的否定。儘管它的教理很有說服力，也的確吸引我，但內心裡卻不由自己地抗拒它，想跟它辯一辯。這是我大學時代不斷探索佛教的原動力，這個動力強烈且持續。在探索的過程中，由於愈瞭解佛教思想，使我愈認同佛教，但是最終還是有一個無法跨越的關鍵，那就是三世輪迴。當時我認為佛教的整個理論和修行價值都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接受「輪迴」說，佛教的教義和修行方法才有意義，而人也才可能成為正信的佛教徒。但是我發現這個問題是沒法解決的，因為所有的理論都不能證明輪迴一定是真的！既然如此，如何能說服自己成為佛教徒呢？在求學的過程中，我曾就這個問題請教當今台灣佛教界最德高望重、博學深思的兩位法師，但他們的回答，不僅沒能解決我的疑惑，反而加深我的挫折。後來因為主編《法光雜誌》，聽說李元松老師要組織現代禪菩薩僧團，覺得很有興趣就前去採訪。在訪談的過程中，由於對李老師的學養頗生歎服，因此忍不住將心中多年的疑問向李老師請教，我問：「一個修行者是否知道自己會不會再輪迴？」他篤定的說：「知道。」又譬喻說：「如果你每次經過鄰居的門口，而每次都被狗咬，經過一百次以後，你就知道怎樣才不被狗咬。」他的回答使我由疑惑而來的焦慮初步得到安定，當然，學現代禪之後，三世輪迴的疑問已經進一步解決了。 在那次訪談中，李老師之所以讓我有信心，除了思路細密說理嚴謹的說服力之外，他流露出的修行人的風範，才是讓我這個苦於無法輕信佛教的人生起皈依之心。 問：您親近李老師學習現代禪至今，感覺最深刻的是什麼？ 答：開始時，李老師給我許多思想上的啟發，尤其是我以前想過而依稀彷彿不得其解的哲學問題，他能從各種角度提出明確的解析，這很令人佩服。還有，他把佛教的核心思想很清楚的提出來，讓人對整個佛教教理的掌握更明晰更確定。而使我更敬佩的是，李老師的思想與做人，前後一貫內外一如。這是我接觸過的師長之中，難得見的純粹而透明的真人。總而言之，學習現代禪對我最大的受用，起初是思想上的啟發，如果沒有李老師的引導，我的理解層次無法提升到這裡，對某些含糊不清的議題也不能有決斷性的判定；而最後最使我動容的是做人的方面。他所樹立的人格標竿，讓我覺得自己相差太遠，而嘆為觀止。 問：請你以一個佛教研究者的觀點，談談台灣佛教界在教理研究與修證指導兩方面的現況及您個人的看法。又現代禪成立之後，在這兩方面提供了什麼樣的省思與方向？ 答：教理哲學方面，印順法師的貢獻非常大，《妙雲集》對於佛教根本思想的探討，廣泛而深入，理論性強，涵蓋面大，可惜的是一直到幾年前，台灣的佛教界這方面的發展還停滯在印順法師的範圍內。學術界、佛學院的教理研究成果較零散，或剛起步，且在重大問題之結論及佛學發展之方向上，幾乎都被印順法師所決定，並視為理所當然，例如：重印度而輕中國、主中觀而貶密淨、崇信經論文義而懷疑個人體證等等。現代禪教團成立之後，在這方面已經有所突破與修正，亦可能促成台灣佛學界的反省與再出發，走出印順法師的陰影。其實，不只是現代禪，我接觸過的很多前輩學者，都認為印順法師的時代是應該過去了；也有一些論文嚐試著對印順法師的觀點提出質疑與批評，因為他的理論體系本來就有一些矛盾破綻，須要自我突破或被後起者所修正。 思想的進步是很不容易的，我認為台灣佛教義學研究的主要瓶頸，是要超越印順法師對修行體證的懷疑與否定，然後經由解行並重的提倡，才有可能帶動思想的再突破；要單從純粹的思辨本身求發展，較難跳脫目前的格局。可是解行並重卻是台灣佛教所最欠缺的，在有關修行的具體方法、內容與次第大都含混不清，只會空談境界或揣測佛說，把平實的佛法弄得深不可測、高不可及。 我認為在印順法師主導下的台灣佛教。共同的盲點就是思想與修證的差距；但是佛教作為一個實踐性的宗教，它必定會呼喚、渴求體證的支援與需要。至於修證方面，我認為主要的問題是過去的臺灣缺乏宗、教兼備的大善知識來指導學人有效的修行方法；大多數的弘法者，尤其是那些比較活躍比較出名的修行指導者，自己不懂，卻敢教人修；又為了競取信徒而禁止弟子向他人參學。這種惡質化的山頭主義，只是在辜負大眾的信託、摧殘佛教的慧命，使台灣佛教界形成一種虔誠而苦悶的氣氛。現代禪成立後，釐清了台灣佛教很多似是而非的「正見」，明確的指出什麼是佛教根本思想，並且清楚的告訴那些願意修行的人該怎麼做，掃除了許多不必要的糾葛、開出一條理性而生活化的修行路徑。 更難得的是，現代禪有通達道次第的覺者，這點也很重要，因為，唯有明確可行的修道次第及以身作則現身說法的善知識，方能使凡夫生起嚮往之心，認為修行解脫是可能的，是值得追求的。據我了解，台灣的佛教徒往往會在修行的某一過程中，發現自己所跟隨的宗教師，其心行原來竟跟凡人無異，因而受到極大的傷害。李老師的出現，多少能給瀕於絕望的人一些安慰與信心。 問：您經常在佛教刊物上與佛教學者公開論戰，請問您一貫的立場與觀點如何？ 答：基本上我是以開放的心態來討論問題，與佛教界做思想的切磋；我的論點未必就是正確，但我會提出自己的看法。而當你被指出錯誤時，要能虛心的接受，並感謝對方的教正。我認為辯論的重點，不是比較誰對誰錯，而在於共同追求真理；在這方面，李老師給我的啟發是：在辯論過程中，不可失去一個修行人的本分。孔子也說過：「其爭也君子」，希望我已經做到。除此之外，我的文章有一部份在討論印順法師的思想，有些人認為印順法師對台灣佛教界貢獻很大，不應公開批評他，應該私下寫信給他就可以了。我不能接受這種說法，我認為正因為印順法師對佛教影響很大，所以公開討論他的思想，對台灣佛教界才有正面意義，而且現在也正是時候。 問：您最近剛出版《生命方向之省思》，請介紹此書的內容大要及預期的影響。 答：這本書收錄的文章都是在現代禪月刊發表過的，它的出版要感謝現代禪出版社的支持。由於都是既有文章的編集，所以出書並不太費力，但重新閱讀這些文章，覺得仍然對自己有所助益。我要說的是，如果沒有李老師的啟發，我的思想不可能提升到這個層次，學習現代禪之後，思想的突破是非常明顯的；尤其對佛教義學的理解及重大問題的判定，超越以前許多層次；這些對我個人是很有意義的，而對教界少數同好在思想困惑方面的解決，應該也會有些許作用。這本書所談的都是有關佛教的根本問題，因此，對這類問題不甚關心的人，較難了解這本書的內涵，即使能欣賞也不容易看到它的精采處。所以，我認為這本書是不可能暢銷的；像這類專業的作品並不適合一般讀者購閱，但它對於台灣佛教思想的發展，可作為一個見證：也就是如何從印順法師一部份的錯誤引導下走出來；同時，此書也展現了現代禪思想的深廣與豐富，站在這基礎上與佛教界對話，多少可以討論出某些成果來，但台灣佛教的改革還須大家有共識，繼續努力，才可能順利的進入後印順時期。 問：您對現代禪未來在佛教思想的推進，菩薩僧團的建立，修證之道的傳遞，這三方面的發展有何看法？ 答：我認為，做為一個台灣佛教思想的革新者，現代禪過去五年的奮鬥，已經完成其使命了。現代禪教團成立的時候，剛好面臨台灣佛教最活躍、最熱鬧的階段，包括新雨、維鬘等佛教新興團體的出現；而今，這股思想衝擊的風潮又歸復平淡了。有關現代禪未來在這三方面的發展並不是那麼容易的，它所需要的修行與弘法人才，包括弘法的經濟資源都未具足，所以不可能在短期間，甚至這輩子也不會看出它真正的成效。歷史上的中國禪宗，也是到了第六代祖師才確立其應有的地位。一個強調解行並重的宗派，其影響力不是從表面的熱鬧程度來看，而應該由深湛的涅槃經驗是否有人傳遞，教理哲學的發揚是否後繼有人，才看得出來。因此，教團應著重於內部制度的健全，並盡力培養及提高內部弟子的證量，有了這種實力，教團的發展便是自然的，不可抑止。 問：以一個佛教研究者的身分，您對台灣佛教界有何期望？ 答：我希望台灣的佛教徒都能夠沒有思想上的矛盾，掌握到修行善巧的方法，不管出家或在家的教團，都能夠清淨，作為台灣社會的清流；當社會有困惑的時候，佛教界能夠真正滿足人們對宗教的渴望。目前的台灣，政治環境比以前開明，但台灣佛教界的風氣卻很敗壞，僧不像僧，宗教師沒有相應的格調，雖然佛經上說，即使是敗壞的僧伽也可以為大眾的福田成全信徒的功德，但現實卻是，接觸佛教越久越深的人，對佛教越唾棄越厭煩；越外圍的人反而對佛教越敬仰；這樣的狀況若繼續下去，而沒有轉機，台灣佛教將走上敗壞。現今的台灣社會有點亂，人們多寄望宗教能發揮淨化的作用，如果佛教也跟著腐敗而不能提供高品質的心靈皈依，那麼，它將反而成為社會的另一個亂源，這樣就太悲哀了！我誠懇的希望，有思想、愛護佛教的人，一起來改革台灣佛教，讓台灣佛教遠離腐化，走上健康之路。 （本文原發表於《本地風光月刊》第6期 1995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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