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覆昭慧法師的兩封信
捧讀來函，並憶及日昨在電話中的討論，深深感佩您對導師的關愛維護之情。同時，我們也另由教界前輩口中獲知，由於現代禪對導師的推崇，引起一部分排斥我們的人轉而怨懟導師，使導師困擾不已。我們為自己的無知使老人遭受無端的干擾，深感愧疚。 但是對此，我們也不得不表達我們的想法。一個曾受《妙雲集》思想影響的佛教新興宗派，對於導師單純地表達孺慕之情、感恩之心，難道也錯嗎？若有人覺得我們的言論及作法有不恰當之處，大可直接光明磊落的針對我們即是，何必波及導師呢？那些由於敵視現代禪而怨懟導師的一小撮人，只能說他們的瞋心遮蔽了他們的宗教情操，而他們背後對老人的無禮，不能不說是出自狂悖之心，這是應該譴責的。 有關您在信中提到的法義問題，作為該篇〈社論〉的執筆者，我有義務提出一些答辯。 一、您指出我們在引用〈建設在家佛教的方針〉一文時，只是對導師的意見作「片面的呈現」。重讀此文，再檢視我們在社論中引用導師這篇文章，用以說明導師主張「使在家佛弟子在佛教中不再只是附庸者，而具有完整的主體性」，發現我們捻出的這個意旨是導師此文的核心主張應該是沒有錯的。因為導師在此文著力批評的就是在家信徒沒有主體性，而只是附庸者的現象，如說：「這是一個事實—過去的中國佛教，始終在出家的僧眾手中。……不但一般不信佛法的，誤會佛教為出家人的佛教，學佛等於出家。甚至有些護法長者，也每以為『護你們（僧眾）的法』，不知佛教是自己的佛教，護法是護持自己所信仰的佛法。」這一段文字再明顯不過了，它所談的就是「主體性」的問題。 正是由於導師呼籲僧俗二眾，共同改變過去的不良現象，共同建立在家信徒的主體性，才會撰寫此文，為「建設在家佛教」提出種種「方針」。若果導師真的認為在家弟子主持宏揚佛法只是「末法時代」的不正常現象，那麼導師就不應該為這種不正常現象建立理論基礎，甚至為之規劃方針；他應該說：「中國佛教的前途，在於大力加強出家眾的德學，以恢復在家佛子的附庸性。」而不是像該文結尾那樣的呼籲：「中國佛教的前途，我們熱烈的寄望於在家佛教的發展。」因此我難以同意〈社論〉中的引述只是對導師意見的「片面呈現」。 至於導師說：「如出家眾自身健全，深入佛法而適應眾生，那一定會與在家佛教攜手並進。而且在佛教中始終居於領導地位。」這是導師基於對佛教的深入瞭解而作出的推論，我們也認為應該會這樣。但這裡講的並不是「附庸性」與「主體性」的問題，而是在在家眾已建立起主體性之後，與出家僧團「攜手並進」時。出家僧團基於長久的傳統及其他種種殊勝的因緣，自然容易始終居於領導地位；導師依據他的歷史洞見，指出在家眾建立主體性，並不妨礙出家僧團原有的領導地位。這並不推翻「在家眾應擺脫附庸地位」的論旨，相反的正所以申論「在家眾應建立主體性」之有益無害。導師的用意在此，因此我認為社論的引述對導師意見的呈現應該還算完整。 二、關於「學佛並非出家，學佛不必出家」，您也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但是我所說的「邪見」的意思似乎容易引人誤會。 如果有人基於對佛法的信願而出家，有人認為出家的環境單純、出家人具備的榮譽感、出家所能獲得的助道因緣較多，都「有助於」煩惱的除滅、智慧的開啟，那麼這就不是我所說的「邪見」。我所指陳的是那種「只有出家才能學佛」的信念。〈社論〉的文意原本如此。 出家是值得讚歎的，出家也確能有助於修道。但是接觸佛法十多年來，懷著「只有出家才能學佛」的信念的僧俗二眾，我遇到的也著實不少；有這樣信念的人出了家倒也就好，偏偏有許多長年學佛的居士，不肯出家或不能出家，卻自艾自怨的告訴你：「只有出家才能學佛」。所以〈社論〉中才會說：「一個以為『學佛等於出家，學佛必須出家』的居士，必定不能承擔他當下的因緣，在他當下的因緣中接受佛法光明的攝化指導，而只會一心把煩惱的解除、智慧開啟寄於另一種身份的取得。剋實的說，這是一種嚴重的邪見堅固的心態，即使表現出萬分的勤謹，也無法真正領受佛法的況味。因此袪除在家佛教徒的附庸心態，無疑是在家眾領受佛法之饒益的先決條件。」 您在信中還談到「家是可厭的」「出家即自我私有的否定，營為捨離我執的生活。」但也誠如導師所說：「根源於自我愛而來的私有佔有，世間是永不能解決的。……如徹底的說：是世間，就是苦，苦是本質的。」亦即，家之所以可厭，是因為世間可厭。從這個意義來說，出家為僧，師徒相聚，也衍生了倫理的、經濟的、權力的及其他種種的世俗關係，難道不也是「世間」，不也是「可厭」嗎？出家或許有助於某些人的修道，但它也不能具有「本質上即是出世間」的意義。 因此執以為「學佛等於出家，學佛必須出家」當然是邪見，而如您所說的想藉出家以求「煩惱的解決、智慧的開啟」，當然不算邪見，二者的分際十分清楚。 三、關於導師在〈泛論中國佛教制度〉說：「『六和』僧制，並不通於在家（所以毘尼不許白衣閱讀），這是時代使然。……現在，在家眾應有團體組織，與僧眾混合為一嗎？別立在家眾的集團嗎？無論如何，對於如來所制的團體原則，也還有遵循的必要。」據我讀書的印象，導師確實反對僧俗混合組織的制度，但是導師也確實鼓勵在家眾組織教團。如〈建設在家佛教的方針〉就說：「在家眾的教團，即是優婆菩薩僧。這不是偉大的個人，而是在家眾的集體組合，有著同信、同見、同願、同行，有著民主自由的佛教集團。」〈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也說：「我想，現代的佛弟子，出家或在家的（現在也已有組織），應重視律制的特質。」至於律制的特質，導師在〈研究佛法的立場與方法〉說：「據我的了解，佛教的戒律是一種集體的生活，修行也就在集體生活中去鍛鍊。」「它是道德的感化和法律的制裁，兩者統一起來。」 本著上面的引述，再來解讀〈泛論中國佛教制度〉的那一段文字，可以說，導師認為「六和僧制並不通於在家，這是時代使然」。至於現代應該如何？導師反對「在家眾與僧眾混合為一」，卻贊同「別立在家眾的集團」，並且在家團體與出家團體，都應該共同遵循「如來所制的團體原則。」—即「道德的感化和法律的制裁；兩者統一起來」的集體的修行生活規範。 導師的主張前後一貫，契理契機，針砭了中國佛教向來不重視律制精神的缺點。身為導師的仰慕者，知道導師的心願正在於「把這裡面真正精神原則拿出來，用現在的方法去實踐」，所以發心堂堂正正的在各自的因緣中加以實現，對於少數幾個不明事理者的無禮，實在不必放在心上。勇健強毅如法師者，當能同意。 以上三點是對您以導師思想真義質疑上期〈社論〉的答覆，仁智之見，尚祈諒察。 至於您在信中表達的對我們的體諒和規勸，謹在此向您表示感謝。尤其是〈社論〉中的一些字句，原本並無批評熱誠護持出家僧團的居士之意，若引起這樣的誤解，願意在此向他們致歉。佛法原是信智均等的宗教，尤其貴在啟發信者的理智，使之能過著合理的德行的生活。導師所提倡的不正是這樣的學風嗎？所以我相信，在導師學風影響下的師父們所領導的在家信眾，必定不會有我所說的：「有的人甚至連常識性的判斷力也自動繳了械，在宗教的領域中完全成為愚癡、無主見，只能隨著師父的音樂跳舞的『群眾』，美其名為學佛，其實哪裡知道佛法是什麼。」的情形。然則，您也身處台灣佛教的環境中，且更有機會深入教界各階層，您對佛教現狀的見聞自然更多，前述那種權威的師父和那樣弱智的信徒，應該不是少數吧！而這樣的怪現象，不正是您我所共同呼籲改革的嗎？ 最後，謝謝您長久以來對我們的愛護和針砭，您的友誼我們長銘在心。謹此 順祝 教安 三寶弟子 溫金柯敬上 （本文原發表於《現代禪月刊》第20期 1991年8月1日） 昭慧法師席前： 捧讀來函，知道您前後二信均曾經導師過目，自然可以視為導師意見的表達，導師思想的真相，當然他是最有資格的說明者，作為讀者的我們又有什麼置喙的餘地？然則循讀再三，覺得您的來函中所陳述的導師的看法，自始至今都十分明確，沒有什麼可以爭論的地方，反而是我們的看法遭受到了扭曲與誤解，所以想在這裡進一步呈心所見。 首先，在動機方面，我想我們在〈社論〉的論述中援引導師的話，並不是出於「找理論依據」的心態。誠如您所說，任何一個宗教團體的發展，都要植基於「自己奮鬥的成果」，而不能依附於他人。現代禪菩薩僧團以大乘佛教新宗派的面貌呈現在世人面前，有著自己一貫明確的內涵，溯其根本，無非是李元松老師對佛法的體認，李老師曾有一首詩偈，前二句說：「十年苦苦尋思自在，如今隨緣販賣風采。」正是反映了這個狀況。 當然由於李老師早期修學時，曾深受《妙雲集》的啟發，因此現代禪對導師的思想有著某種程度的反映，乃是自然的事。然則，我想現代禪從來就不會以《妙雲集》的傳人自居，否則李老師當年就不必捨《妙雲集》，日夜打坐，另謀出路了；而我們也不必在《妙雲集》之外，另外提倡現代禪了。 李元松老師之所以傾向於提倡在家佛教，自有其因緣及苦心，這也與他背負生命的苦悶，長久尋求徹底安心之道息息相關。對此，在李老師的幾部已出版的著作中都曾論及，因此可以說，現代禪菩薩僧團的成立並不以《妙雲集》為唯一的「理論依據」，然則這並不妨礙我們對導師意見的尊重。 所以，我們在〈社論〉中引用導師及歐陽大師的話，並非出自「尋找理論依據」的用意，而是一般寫文章的人都很自然會有的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援引。這本是文化學術界的正常現象；若絕對不許此類援引，又哪裡會有「學術交流」「學術公器」之說呢？〈社論〉的文氣如此，應能察知。我們當然自知在某些問題上，與導師及歐陽大師有不同的意見，然則異中求同，聲氣相通，寧非人之常情？ 您在信中提到，導師是站在出家佛教之立場來看待問題；記得我也曾在電話中向您說過：「我們覺得導師對在家佛教的支持是打了折扣的。」您說，導師是有風骨的僧人，有著僧人的尊嚴。我也深有同感。所以並不能說我們對導師的立場與見解沒有初步的認識。更何況在事實上，導師對於在家佛教的支持程度是有過變化的；導師現在怎麼看待居士佛教，並不能掩蓋導師過去確實曾經有過的主張。關於這個問題的背景，《現代禪月刊》第20期的拙作（印順法師對大乘起源的思考）一文已經詳細考察過了，這裡無須再贅述。 其次，可以看出，您與導師對〈社論〉中的「附庸性」一詞，相當的不以為然，並因此認為我曲解了導師對居士佛教的意見。然則，導師對於居士佛教的看法，如您信中所言，是：「希望居士能同樣在佛法中得到喜悅與分擔弘揚責任。」「導師當然鼓勵在家眾組織教團。」那麼我實在看不出您對導師之意見的詮釋，與我在〈社論〉及上一次覆信中的理解，究竟有何不同？或許「附庸性」一詞是略顯刺眼，但是在我的用法中，它的意思就是指導師在〈建設在家佛教的方針〉中提到的，過去居士所持有的那種「護你們（僧眾）的法」的心態。只有袪除這種心態，才可能做到符合導師上述的「希望」和「鼓勵」。那麼我說：「導師的意思簡單的說，就是希望改變過去的謬見，使在家佛弟子在佛教中不再只是附庸者，而具有完整的主體性。」究竟如何誤解了導師的話？我實在困惑。 當然，導師既然已經明確指出我的講法是一種「誤解」，所以我也不應堅持自己的理解一定沒有錯。但是我現在的看法是：由於「附庸性」這個詞，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聯想和引申，超過了〈社論〉原來用法的範疇，一切爭論的根源實在於此。否則我實在看不出您對導師對在家佛教的看法之詮釋，與我的理解有什麼不同？這樣的解釋不知您是否能夠接受？否則的話，就是我太過愚魯，無論如何總是一再「誤解」導師那麼明白暢曉的意思。 您在信末提到：不知是否會因此二封信而傷害彼此的友誼。孔子說：「朋友先施之。」您於此而先致意，正所以見您對朋友的愛護顧惜，怎能不心存感激。「君子和而不同」，光明磊落的切磋琢磨、商榷意見，正是朋友之道，我們向來也至表歡迎。此外，誠如您所說的：「未來我們也得向歷史負責」。所以作為朋友的，當然必須尊重彼此對於自己所知所信的堅持，而不應強人與己同，這樣才是朋友相處之道。同樣的道理，即使《妙雲集》和現代禪的意見有所不同，但若能尊重彼此都是忠於自己所知所信的佛教徒，這就是更可貴的情誼了。 我們非常樂於在朋友的指正中發現自己的錯誤，並加以改正，但若我們仍然堅持己見，也請相信我們和您一樣，都有「向歷史負責」的自愛自重，不會為了任何目的而故意曲解導師的思想。李元松老師也時常勉勵現代禪同修：「成功失敗都無妨，但過程一定要謹守修行人的本份。」我們將一如既往，行所應行，言所應言。 至於您提到，有人以為我們「利用導師」，真是不知從何說起。試想，這樣依草附木的作略，將使我們有何顏面以「佛教新宗派」的姿態出現呢？如果現代禪的弟子對李老師的證德、斷德與方便智沒有根本的認同與契應，卻亟思別有附麗，那麼又何必在佛教界的風風雨雨中，堅定的跟隨李老師繼續提倡菩薩僧團的理想？若能對此處境和這番心情稍有了解，就知道那些擔心我們會「利用導師」的人，未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並且也太小看現代禪了。 至於您在信中提到，由於許多人引用導師的話，以申論自己的意見，使導師自言：「罪孽深重」「害了中國佛教」。這句話，上次與您一起去拜訪導師時，也曾聽導師說出。然則那一次看導師說這話時的神情，我覺得與其說是自責，不如說是幽默。彷彿是一個站在高山之頂的人，冷眼看山下的各種擾嚷，覺得稱讚他的、想利用他的……都不了解他，而禁不住會心一笑。導師是有智慧的人，他對中國佛教的貢獻是劃時代的，世間智者及學術界早有定評，導師怎會對自己的貢獻作出相反的論斷呢？所以我相信導師的那句話，與其說是自責，不如說是一個智者，對擾擾眾生在悲愍之餘的幽默或感歎，覺得不被眾人了解的孤獨而已。然則對於智者的孤獨，我們又能夠分擔什麼呢？謹此佈覆，順祝 溫金柯敬上 （本文原發表於《現代禪月刊》第21期 1991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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