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佛教界的公共領域
游居士在發給與會者的「論文提要」中對「不當擴張」的特徵有一總括性的描述:「凡此種種,都是只知擴張而不知自省的病態。」我們推崇游居士的這個意旨,發現宗教團體的成長可以有兩個方向,一是對外的,主要是吸納社會資源、擴大社會影響力;二是對內的,主要是純粹自身的宗教性格、改革不如法的內部積弊、發揚宗教的精神。前者可稱為「擴張」,後者可稱為「自省」。一個宗教團體若把它的成長主要寄託於「擴張」而較少致力於「自省」,那麼它愈成長、愈擴張,愈容易成為「不當擴張」,浪費社會的資源,成就華而不實的宗教事業。相反的,若一個宗教團體能立定腳跟,時時扣緊宗教精神,勇於革除自己的積弊,先淨化團體的內部,才隨分隨力的投入社會之中,那麼這樣的宗教團體的擴張,庶幾較不易成為「不當擴張」。 游居士的論文主要探討台灣佛教界「不當擴張的各個單項現象」,我們若進一步以「整個台灣佛教界」作為觀察的對象,發覺台灣佛教近幾年的興盛,主要仍是教界賢達致力於「擴張」的結果,與此同時,佛教界「自省」的工作相對的做得太少了。最明顯的證據就是佛教界自身的積弊一直沒有什麼根本性的改變,許多人心中雖然知道佛教內部不健全的因素很多、不合理的現象充斥,但少有人想到要正視它,更少人會把佛教內部的健全視為佛教發展的當務之急,多數是因陋就簡的繼續打著佛教的招牌,作向外「擴張」的事業,認為這樣就是弘揚了佛法、振興了佛教。 個人的自省,只要這個人有自我提昇的意願,是隨時隨地都可以作的;但是團體的自省,卻必須先形成這個團體的公共領域才可能。譬如,游居士這篇論文的想法若只存在於個人的心中,尚不足以構成佛教的自省,要等到拿到會議中公開發表,才成為佛教領域內的自省活動。因此我們首先要問:佛教的公共領域在哪裡? 公共領域有一個特質,就是它不專屬於任何特定個人或特定團體,而是大家都可以在其中良性的對話、良性的參與。台灣光復以後,可惜的是中國佛教會淪為少數人把持的名器,無法依之形成健康的公共領域;解嚴以後,政府放寬民間團體的成立,所謂全國性佛教團體紛紛成立,彼此之間互不統屬,這樣,透過組織來形成佛教公共領域的可能就更不容易了。至於佛教輿論,《福報日報》與《福報週刊》較有公開而健康的氣象,可惜經濟不能持續;《佛教新聞周刊》則漸漸失去一個媒體應有的公平公正的立場,令有識者為之惋惜。在這樣的環境下,少數意在提供佛教界共同參與和對話的學術研討會,就成為佛教界難得的輿論空間。但是畢竟學術研討會的機會難得,稍聚又散,還是等於沒有一樣。 因此一份超越於個別道場公共輿論、一個聯合多數團體的聯盟,就成為佛教健康發展必需了。這也正是為什麼在此次「佛教與台灣社會」研討會中,類似倡議此起彼落的背景原因之一。但是我們也發現,倡議者雖多,然而距離付諸實現畢竟還有一段漫長的距離。在理想實現之前,我們認為各個道場、各個佛教刊物仍然可以有所作為,那就是體認「自省」對於整體佛教的意義,而願意對佛教界的公共事務、沈痾積弊、不義不公,作出適當評論和改革。尤其可以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提供學有專長或正直敢言的教界朋友一個公開發表意見的園地。若真能形成風氣,亦可謂建立佛教界公共領域的第一步。 (本文原發表於《現代禪月刊》第28期〈社論〉1992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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