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佛教的社會責任心

　　顧亭林曾說：「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佛教的經典中，也有菩薩本生為山居小鳥，山林大火，小鳥往來用羽毛沾水以救，人問其故，答云：「常僑居是山，不忍見耳。」菩薩的心情和儒者「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心情是若合符節、同樣性質的。但是我們在中國歷史的流衍中，看見儒者以匹夫之責誨人者甚多，佛教卻較少類似的論調；彷彿奔走呼號以救天下，經天緯地以維繫世運的，總是世間的聖賢，而佛教的菩薩精神卻很少具體落實在這個層面中。

　　歷史學者告訴我們，由於各種原因，佛教在傳統中國社會一直無法取得主流的、指導的地位，乃至最終被侷限在山林隱逸與喪葬服務等社會的邊緣地帶。可以推想的是，長期處於社會邊緣的佛教，自然就發不出較宏大真正的社會責任心；沒有社會責任心，對社會的關注參與自然就少，這又促使佛教往更邊緣和封閉的地帶走去；主客觀的因素相互為因，遂使佛教成為衰落的、附屬的存在。

　　清末以後，受到西潮的衝擊，中國傳統社會結構土崩瓦解，佛教遂有機會從固定的社會結構中釋放出來，在新社會的構成中尋找自己的定位。由於社會結構的變遷，一般人會逐漸拋棄傳統的刻板模式，重新認識佛教的價值；而佛教也應該趁此難得的機會，擺脫過去的邊緣心態，重新認識自己的角色和可以發揮的功能。

　　在佛教擺脫邊緣心態，走向社會的過程中，有些學者所提的「與社會對話」當然是必要的手段；但我們認為，在這同時，佛教徒還須在心理上揚棄中國佛教長久以來形成的社會淡漠感，建立起社會責任的自覺，這也是不可忽視的要事。

　　事實上，關心身旁周圍的事乃是最自然不過的情感，社會責任的自覺也是稍有反省意識的人都會產生的。儒者「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呼籲並沒有把佛教徒排除在外，不忍僑居之山毀滅的菩薩救亡之情，也不是只有登地菩薩才能發起。佛教徒常在回向偈中唸到「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這一份心情落實到身邊具體的事物，就是不折不扣的社會責任心了。因此現代的佛教徒要重拾社會參與、社會關懷所不可或缺的社會責任感，是絲毫不困難的。

　　建立起佛教的社會責任心，對佛教的健康正常的發展有許多好處。從消極面來說，可使教內部份人士在作出有損社會公益，以壯大佛教之事—如攫取社會資源，作不當擴張時，能引起更多的自省與批判，使佛教免於「無恥無節」之指責；從積極面來說，只有佛教徒，尤其是佛教領袖在主觀上建立起頂天立地的社會責任心，才可能產生一無依傍的胸襟眼界，能見人所不能見，言人所不能言，看得見社會的病灶之所在，提得出真正對社會有貢獻的意見，做真正引領社會脈動的先驅者，否則所謂社會參與也只能跟隨社會潮流走，找最流行、最易於獲得掌聲的工作來做，那麼佛教永遠是社會風潮的附屬者、跟隨者，這又豈是佛教的理想狀態？

　　因此，無論從做人的涵養來說，從佛教的正常發展來說，甚至從健康的社會需要佛法之滋潤來說，中國現代的佛教徒從內心深處建立起對社會的責任感都是必要的。期盼今後的佛教人物，不再只能是「大地邊緣人物」，而同時也能是「大地人物」。—程兆熊先生的名著《完人的生活與風姿》一書，闡釋推崇理學家與禪師的心行，將前者界定為「大地人物」，後者為「大地邊緣人物」，而皆為千古的模範。但是瞭解禪的人都知道，禪師豈只能作「大地邊緣人物」而已呢？

（本文原發表於《現代禪月刊》第29期〈社論〉1992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