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戒與台灣佛教史的認知問題 溫金柯
從民國四十二年中佛會指導台南大仙寺的三壇大戒以來，傳戒活動在台灣已經持續了近四十年之久。對於這一段歷史，中佛會的當事者給予相當高的評價，如白聖法師在〈出家生涯六十年〉一文中就自述：「來台灣後，我傳了二十多次戒（此文民國六十九年寫），就這樣將中國大乘戒律普及到了台灣。第一次在台南大仙寺傳戒，這次傳戒非常成功，我寫有〈開堂記〉一文，也是台灣佛教復興的起點。」淨心法師則認為是「佛教步入正軌的濫觴」。（見《佛教新聞周刊》68期專訪） 為了強調這次傳戒運動的偉大，論者往往把光復前的台灣佛教描述的極為不堪，如白聖法師前引文的〈前記〉就說：「為整理日據時代佛教之殘落風氣，特開戒壇。」彷彿「傳戒」是一帖起死回生的靈丹妙藥，終於把在殘破敗落的台灣佛教變成健康莊嚴的正統佛教似的。而這樣的認知，在今天的台灣佛教界似乎仍相當的普遍。 對光復前的台灣佛教的這種評價，老一輩的台灣佛教耆宿相當不滿，例如民國七十八年初輔仁大學社會系講師姚麗香小姐在「東方宗教研討會」的例會上報告「台灣光復四十年佛教的變遷」時，對光復前的佛教之描述，都引用大陸來台的法師們的文字，便引起在座的吳老擇居士的抗議，他並以當事人、見證者的身分，批評大陸法師們對台灣佛教的負面評價，是對台灣佛教的不了解。 民國七十九年一月出刊的《法光雜誌》第4期，如學法師也辯護說：「覺力禪師在世時就傳過七次戒了，而且台灣的修行人本來就重視戒律，有些人說外省法師來台才開始弘揚戒法，是不正確的講法。」 又，台灣留學大陸武昌佛學院的妙吉法師，在光復前二十餘年前寫了一篇〈台灣佛教之歷史及現狀〉發表在《海潮音》雜誌上，他在前言中說，他撰寫此文的目的在於希望大陸的佛教徒「知台佛法進境之銳，有雲騰潮湧之勢。」妙吉法師撰寫此文時，已留華三年，對大陸佛教的情形已有認知，而仍表現如此的自信，足見當時一般台僧對佛教的評價如何。 事實上，我們只要考察一下光復前大陸佛教的情形，就會對那些強調以傳戒拯救台灣佛教的講法打下問號。眾所週知，弘一法師對大陸當時的持律情況相當的失望，甚至說出「僧種斷絕了」這樣的話來。真華法師的《參學瑣談》對大陸佛教的慘況，更有見證式的描述；讀聖嚴法師的《歸程》也能獲得類似的印象。同樣也難免於「殘落風氣」之譏的大陸佛教，怎麼一到台灣就搖身一變，成為挽救台灣佛教「殘落風氣」的救世主了呢？ 至於在台灣掀起傳戒運動以後，是不是真的就一概如他們所說的，轉變了什麼殘落風氣了嗎？我們看聖嚴法師在民國五十六年寫的〈今日的台灣佛教及其面臨的問題〉就說：「至於所謂法師的僧尼們，光復以來雖仰幾位大德之賜而製造了五六千名，但能看懂佛經的實在太少。」「說起傳戒，那些熱心於此的大德們，可謂有功有過而過勝於功。」「為什麼有如此殊勝的傳戒寺院？最初，確是為了成就戒法，弘揚戒律，延續僧統，到後來卻是全部變質。有的大德自己尚不知戒律為何物，竟也熱中於傳戒 ，為的是能藉傳戒大法的因緣，來莊嚴道場，翻修殿堂或增建寶塔。」「為了爭取更多的戒子，可以放棄律制的規定，戒師及傳戒的寺院，到處去拉、去請、去勸，只要你能賞光來受戒，麻子、瞎眼、跛子、癩子、聾子、神經病、痴呆漢、七十八十的老婆婆、老態龍鍾的老公公，一律授予上上品的三壇大戒。」「這些熱中於傳戒的大德們，罪過是在全小失大，本末倒置！」 中壢圓光佛學院院長如悟法師在去年十二月底於淡江大學歷史系主辦的「第二屆中國政教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題為〈光復前後佛教之比較〉的論文，其中便老實不客氣的批評說：「實際上，我們也認為這幾十年來中國佛教會所做的只是開辦傳戒，而傳戒只是為少數人之利益。教會組織徒然為少數人所把持，並未能為台灣佛教有所建樹。」（第七頁） 所以近四十年來的傳戒運動，並沒有中佛會當局說的那麼偉大、那麼有貢獻；今天台灣佛教的昌盛是由於許多因緣共同促成的，而刻意誇大中佛會傳戒運動的貢獻，難免有失實之嫌。正因為它沒有像某些人形容的那麼偉大，所以吾人以平常心觀之即可，實不必為它大吹大擂。印順法師在《華雨香雲，平凡的一生》中就說：「對於台灣近二十年的傳戒運動，我也參加過，那只是隨喜而已。」的確，提倡傳戒是值得隨喜的，我們也來隨喜讚歎傳戒的功德，但是對於台灣佛教史的認知，還是理性一點比較好。 （原刊載於1991年3月《現代禪月刊》第十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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